（《北欧华人报》北欧国际新闻中心记者康园通讯员文义报道）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曹东义教授在中医领域作出很大贡献的一位中医专家，值得中医界人士学习。2007年曹东义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一篇《回归中医》文章，是以中医泰斗邓铁涛教授《回归中医》中医高论，面对目前存在的“自我从属”、“泡沫中医”的严峻现实，向中医界发出的召唤，也寄托着邓老对一代青年中医的殷切希望。论文：道出中医老一辈和当代中医专家、教授对中医发展现状面临的真实状态，“以振兴中医”。
《回归中医》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曹东义
序 言
回顾近百年中医药事业的历程，可谓几度沉浮，困惑迷茫。早在1950年先师章次公先生曾慨然指出：“医至今日，式微已甚。”嗣后，党和政府对振兴中医工作多次发出指示，有所改观，但在学术上的困惑，殊难在短时间内扭转。章氏对改进中医的意见，今日观之，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故居今之世，而欲求改进中医，首望恢复辨证用药之精神，再以现代诊断方法，以济其不足，发皇中医药，其庶几焉。”他更进一步点明辨证论治精髓之所在：“次公敢郑重为同仁告：昨日今朝，岂可等量齐观？世界事物，无一刹那静止不变者；昨日之事，已成过去，吾可不问也；明日之事，方在未来，吾亦不遑计及也；吾之汲汲焉、惶惶焉者，惟今日而已。治学做人，一以贯之，岂但治病为然？而非邃于医而深于理者，恐其闻之而骇且惑也。”一切应当面对现实，辨证必须精细周详，见微知著；施治更应药随征变，切中肯綮，方得个中三味。然综观当今之医，系统、正确运用四诊八纲，辨证论治者已不多见，常以生化声光检测为依据，按病选药，套方成药，应手而出；至于望神察色，详询切脉，形式而已；更有甚者，率以西药施治，美其名曰中西医结合，盖此等中医对辨证论治，日趋淡化，已不姓中，中医院亦已成综合医院矣，令人浩叹！如何扭转现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已采取多种措施，但愿能力挽颓势，重振中医雄风，则幸甚矣！
我认为诸多具体措施，如聘名师，带高徒，培养优秀中医人才，提倡读经典，多临床等等，固属必要，但更为重要者，乃是如何大力理清思路，树立自强、自信的信心，才能安下心来，冷静思考，埋头去干。基于此，曹东义同志“不顾‘飞蛾扑火’、‘乱箭穿身’的警告，频频发言，竭诚以陈”，不计个人得失，在近两年内连续撰写20多篇具有真知灼见、言之有物，以理服人的文章，把目光投向中医的前途与命运，响应邓铁涛教授等老一辈的号召，呼唤青中年中医同道，回归到本职岗位上来，这种捍卫中医的忘我精神是值得嘉许的。《回归中医》是一本值得一读的清心开窍、鼓舞士气的好书，对当前做好继承、弘扬中医药学术的工作，具有积极的意义。
东义同志勤奋好学，博览群书，为人坦诚，敢于谏言。既对中医理论有较深的研索，又对现代医学有较高的涉猎，对文、史、哲更有坚实的基础，故能以高瞻远瞩的视野，犀利直率的文笔，对中医学术的科学内涵，继承创新的思路，予以精辟的阐述，持论公正，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对基础理论、辨证论治、寒温统一等均有独到的论述，特别是“勿忘与邪气‘讲和’”一文，颇有新意。因为急症、实症多以驱邪为急、驱邪务尽为前提，正虚邪实时，始以扶正驱邪、攻补兼施并进。由于邪气有可以转化的一面，作者提出与邪气“讲和”，是值得我们重新思考的。“学会‘与邪气讲和’，不是无能，不是妥协，而是给生命以宽缓环境，让机体自身在自我调节的过程之中，达到和谐，稳定发展，以此长生久视,‘与万物俱浮沉与生长之门’”所以在辨治过程中，不要诛伐无辜，要“以平为期”“以和为度”，才能更好的显示出中医学的奥妙之所在。
我认为《回归中医》可以与忘年交刘力红教授之《思考中医》成为姐妹篇，奉劝当代中青年中医同道一读，当有所获也，故乐而为之序。
朱良春 丙戌春月，虚度九十
引 言
“回归中医”是邓铁涛教授面对目前存在的“自我从属”、“泡沫中医”的严峻现实，向中医界发出的召唤，也寄托着邓老对一代青年中医的殷切希望。
毫无疑问，半个世纪以来中医教育培养了不少高级人才，中医的硕士、博士、主任医师、教授等职称系列齐全，科技成果不少。然而，透过中医事业“一片繁荣”的表面现象，不难看到中医界内部用西医的标准评价、改造中医，自我甘居从属地位的人不在少数；中医经典不被重视，历代中医名著不再有人阅读，中医学术萎缩，中医信仰危机不断蔓延的颓势，实在让人担忧；中医博士写不出十个中药处方，中医专家看病不再摸脉，中医院不姓中等一系列本不应该出现的现象的背后，反映了现实问题的严重程度。邓老因此呼吁青年中医学经典，做临床，能中不西，先中后西，“回归中医”，“做铁杆中医”，发展中医学术。
2005年5月10-12日召开了第253次香山科学会议，邓铁涛教授发表了三篇论文：《中西医结合的方向》、《中医与未来医学》、《再论中医药必须改革》，都是关于中医、中西医结合事业的重要论述。
所谓“再论”者，不得不再论也。为何不得不“再论”？事情的发展趋向不尽如愿，殷忧于心，不言之不快也，不言之将有大患也，故“再论”之。在“引言”里，邓老说美国的医疗模式不能学，中医药是实现“三个代表”的好方式。在“扫除障碍”的题目下，邓老说“科学”是中医头上的紧箍咒，必须去掉；肃清王斌的思想，必须贯彻宪法精神，发扬中医特色以振兴中医，解除西医模式的束缚。其中说到：“把大力发扬中医之特色说成是中西医结合的成果，这是对广东省中医院发展真相的歪曲”；以西医模式为准绳，“南辕北辙，如此下去，这样培养出来的硕士、博士，一旦居于领导地位，按他们的理念办一切中医事业，则中医之消亡，指日可待了！一言以蔽之曰：以西医学之模式办中医药事业，是对中医药学执行‘宫刑’也”。并说“今把中医药的理论与经验都一笔抹杀，唯西方之命是从，则中医之受‘宫刑’才刚刚开始耳”！词义激昂而殷切，读来心中不免震撼之感。
笔者切身体会到，自己从小学开始就受西方数理化的“科学教育”，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缺少认识。1978年初刚进河北医学院学习中医的时候，立即感觉到巨大的落差：中西医学对比强烈，学习原创于中国的中医学，比学来于外国的西医学不知要多费几倍的劲，简直是格格不入。中医的理论好象是外国、外星球的说教；西医的知识却象是自己的、本来固有的东西。中医药学术自“五四”以后，已经割断“地气”几十年了，要想学习中医、学好中医，必须重打基础，一切从头再来。
20年前，笔者有幸考入中国中医研究院，读著名中医文献学家余瀛鳌研究员的研究生。余老指定的必读历代中医代表性书目和经常翻阅的《中国医籍考》《宋以前医籍考》，使我看到了中医宝库的博大深邃。研究生部重视经典和互相争鸣、百花齐放宽松的学术氛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北大选修《古代汉语》《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之后，使我初步了解了古人治学的门径。余老指导我完成的“宋金元伤寒学术源流探要”，让我初步了解了宋金元时期的医学家如何继承了仲景开创的伤寒学术，又如何影响了明清时代的温病学说的发展。
硕士毕业后，在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工作期间，为了研究生活于春秋末期的扁鹊秦越人的生平事迹，我翻阅了一些经史与诸子的著作，弥补了不少自己对于中华文化知识的缺乏与无知。2001年，我的职称已经晋升到了“最高”，并且被批准为“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我意识到自己已经站到了“承前启后”的岗位上了。可是，中医的学术特质是什么？自己手里的中医知识到底有多少，我们要传递下去的“中医学的未来”是什么样子？什么是中西医结合，它与中医的关系如何？实在说不好，也不好说。尽管我30年前就开始做赤脚医生，去掉上学的几年，从事中医临床治疗工作也有20几年，10年前也曾经获得过河北省首届优秀青年中医的金杯奖，我心中仍然充满困惑。
经过几年断断续续地写作，2003年初我完成了《中医外感热病学史》的初稿，在等待出版的时候，爆发了SARS之疫。面对迅速发展的疫情，我忧心如焚，因此不揣浅陋，在五月上中旬三次上书卫生部陈述管见。好在中医界不辱使命，再次彰显了中华大医的时代风貌。2004年初，拙著出版之后开始了我向邓铁涛教授、朱良春先生等大师的求教。没有想到，邓老寄来了他的著作，并且在来信中谈到他对于伤寒、温病关系以及将来发展趋向的看法。朱老不但寄来了学术著作，而且把我们的师生缘叙得那么久远：“令太老师无言先生与敝业师次公先生是志同道合之挚友，而瀛鳌兄与愚云鹤交往，因此与阁下虽未谋面，但早有宿缘存矣，不亦快哉！”2004年11月在广州亲耳聆听了邓老宣讲《中医与未来医学》，眼为之一亮，心为之激荡，中医的“仁心仁术”竟然可以代表未来医学发展的方向！在广州我也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朱老，只是后来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开办的“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培训项目，让“省队与国家队”一起听课、共同培训，才促成了我与邓老、朱老的师徒缘。
邓铁涛教授择徒甚严，在贾谦先生的大力推荐下，笔者才得以拜邓老为师。邓老说：“你我建立师徒关系，我感到很高兴，得英才而教育之，乃人生一大幸事也！兹将我对学生之要求提出如下，如同意希为遵守。一、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是我国优良的传统。‘德’在‘才’的前面。我认为‘德’更为重要。作为‘学者’必须尽量做到——淡薄名利，重视对国家与人民作贡献，为振兴中医，奋斗不息。二、学术上，把自己培养成为铁杆中医。三、建议你争取临证的机会，我的学生必须有较高的临床水平，千万莫做空头的理论家”。邓老曾经代表全国的名老中医，在人民大会堂以中华大医的胸怀，倡言：“学我者，必须像我，超过我！”他对于我的要求与期待，也正是他对于千万个未来中医的要求与期待。朱老也认为我“孺子可教”，收为门下。遥望着大师们的背影，我们应当努力追赶，并且大声地回应他们的召唤：“来了，来了！我们来了！”
在大师们的教导下，顺着他们的目光望过去，我逐渐地从只关心自己、只关心自己课题的狭隘境界解放出来，把目光投向中医的前途与命运，对于中医学的特质，特色与优势；对于中医的脉因证治、理法方药等不断思考；对于宏观中医学的微观基础；对于复杂微观变化与病灶、与证候的关系；对于病灶与证候的关系；对于既往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反思。逐渐形成了一些初步的认识，先后得到《中国中医药报》王友智、白晓芸、毛嘉陵、刘智利和国内众多专家、同道的支持与鼓励，两年之间发表有关论述20多篇。
“有论必争”，浅见拙识，必然会引起学界的争鸣，当然也有不少鼓励的电信传来。互联网与现代传媒的空前发达，使得远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尹德祺教授，这位移居美国多年的大学好友也打来越洋电话询问有关论争的情况。
尽管不能像古人那样“以文会友”，然而，如果把自己“另类”的想法“和盘托出”，或许能博得智者贤人的指正教诲，或因其偏颇而有益于借鉴，或因其“心忧”而引来“同声呼唤”，进而扬旗击鼓，张显中医个性，共同奋进于振兴之旅，岂非丰厚收获？何幸如之！故乐意翘首以待，将拙文尽早出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1、清醒地看待中医的现在与未来1
2005年3月28日，《中国中医药报》刊登了“中医发展应走中西医结合之路”的文章，说中医有三大痼疾：复古、信老、抱残守缺。认为“中医西化”是实现生存的必然选择，是中医的“重要出路”。该报12月7日又发表了某中医专家“思考中医现代化”的文章，认为西医发展迅猛异常，临床覆盖面不断扩大，中医临床则处于弱势，如一味属意于特色而忽视时代性，在医疗市场的竞争中，势必还要退缩。并说“从近年媒体的舆论看，中医忽尔说‘未来的医学是中医’，甚至美妙无瑕，忽而又说‘中医即将消亡’，自相矛盾，又很少自醒，总是问道于其他学人，以求得一句‘中医是科学的’，这说明自信不足”。并呼吁对于中医自身的体系及特色等方面“做一个全面的清理”，用中医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保持中医特色性与时代性的和谐。某著名专家也说“有些人不理解中医学的精华，因而对于引进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不免有‘西化’的嫌疑，陷入‘引进——挨打’的思维怪圈”，“有的高谈阔论激情高得离谱，而提倡实干苦干却不足”。
如何看待中医的现状与未来，应当走什么道路、用什么方法发展中医，的确需要我们“全面清理”几十年来所进行的工作，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如何看待中医未来事关战略
30年前，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著《未来的冲击》， 他在序言中说：“沛然而作的变革浪潮，其来势之猛，实已到了足以溃决庙堂，否定价值，毁根拔基的地步。未来冲击已经不再是一种遥远的危险，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时症”。
其实，美国在1970年时所面临的未来冲击，远远没有中医学所经受的现代西方医学的冲击更猛烈、更强大。1970年我们正在干什么？文革的时候我们如何看待未来？当时混乱的局面，曾经困扰过共和国的领导人。1974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无疑是走出困境的大胆假设。后来虽然有过动摇，但始终未曾让人们遗忘。这一事关共和国未来的设想是那么智慧，它使激烈的论争、人与人的斗争转化为一个共同奋斗的目标。对于未来的憧憬，曾经鼓舞了一代人。当年的改革开放、今天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与“四化”的宏伟目标不无关系。未来学的伟大力量，是不可低估的。
面对冲击，阿尔文·托夫勒说：“使我吃惊不已的是，我们大家对于应变的问题所知如此之少。”那么，中医界在面对西方医学冲击的时候，是否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有了自如应对的良策？是否已经“严阵以待”、“我自岿然不动”？“衷中参西”、“中西汇通”并没有使中医达到免受冲击的作用，也没有成为溶解西医、同化现代医学、发展中医学的理想境界。紧接着而来的“中医科学化”，其潜台词就是余云岫的“中医理论陈腐玄虚，中医经验偶合幸中”！更大的伤害是有人说中医是“封建医”、“旧医”，必将随着封建社会的消失、学习苏联经验的深入而不复存在。在这样的认识背景下，中医的未来能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善意的误解，说中医是“伟大宝库”、是“祖国医学遗产”。宝库可以被利用，也可以被盗窃，只有逐渐消失的前景，而不会有充满生机的未来；“遗产”也是满带着陈腐气息的旧东西，很难让人有时代的感觉。“中医现代化”的前提，就是中医不够“现代”，而是处于“过去”的、“朴素”、“原始”的状态的代名词，这样的医学，能是富有生机的医学吗？能够唤起从业的青年的热情吗？不“自我从属”才怪！一个满是陈腐气息的学科，能有光辉灿烂的未来吗？难道我们是“第二个”考古学专业？！
辨证地认识中医的现在与未来
邓铁涛教授对中医学有深厚的感情，几次上书中央领导，对于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于确立中医药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地位，对中医药的发展倾注了满腔的热情。他看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尤其是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之后，中医事业在组织上有了较快的发展与恢复。但是毋庸讳言，在表面繁荣的背后，隐含着深刻的学术危机。博士生复试的时候，竟然写不出十个中医处方；某些高职称的专家，在诊病的时候连脉也不摸了；众多的中医毕业生都不学习中医原著了，从经典到历代医家的著作都被冷落在一边，却去盲目地追求现代化，学西医、学外语，传统的系统理论被当作摆设，或者认为是即将被取代的陈腐说教，中医理法方药体系的完整性正在逐步被肢解、被改造，长此以往“大厦将倾，中医危矣”！现代医学对于中医学的“不尊重”，对于改造中医的热衷，引起了邓老深深的忧虑，他一次次不顾年事已高，站出来大声呼喊：《正确认识中医》《为中医发展架设高速路》《中医与未来医学》《21世纪中医必将腾飞》《再论中医药必须深化改革》！他为我们清醒地认识中医投去智慧的一瞥。
邓铁涛教授对中医的现在与未来曾经有过很形象的说法：“自我从属”， 用西医的标准评价、改造中医；“泡沫中医”， 职称系列齐全、中医味越来越淡、中医院不姓中、不能姓中；“回归中医”， 坚持传统、重温经典、早上临床、早跟师学习、提高临床疗效；“做铁杆中医”， 能中不西、先中后西、坚持唯物辨证法、用最先进的科技发展中医；“中医是未来医学发展的方向”， 中医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中医药学是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第五大发明、中医学的先进理论部分是未来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是以人为本的医学”、“仁心仁术”是未来医学的最高精神境界。这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医现状清醒的认识、忧虑与期待。
邓铁涛教授在《中医与未来医学》中说：西医“不少治疗手段，看来对某一个病已经解除了，但会落下另一个终身遗憾。例如小孩发热，用抗菌素治疗，热退了，但耳朵却聋了！据报导，中国每年制造3万聋哑儿童；又如胃溃疡大出血，血止不了便把胃大部分切除。又如‘糖尿病足’，病在脚趾上，治疗方却把脚切掉，未能治愈又把腿切去了！这样的技术，就不能称为‘仁术’。不论现代手术已发展到如何高明的程度，但大方向肯定是错了。中医学对不少急腹症，可以用‘非手术治疗’治好。用‘仁术’来考量，这才是未来医学的方向。”一个学科的振兴，离不开理论的进步。邓老未来医学的思想，为中医树立了一面前进的旗帜。
在《正确认识中医》里，邓教授说：“站在世界的角度看，举凡中医处理疾病卓有成效的方法，在外国专家眼中，都是新鲜事物，是创新。举例如‘针刺四缝’治疗急腹症的蛔虫团梗阻，既简单又速效，又省钱。在外国医家看来却多么神奇！把这一疗法放到世界医学中去，就是现代化的成果。什么叫现代化？就医学而言，不应只追求形式，不应以时间定位，应该用最少的支出，以最短的时间，达到最佳的效果，这才是世界人民对现代化医学的要求。病人住院从头到脚，做各种仪器检查，出院交费几十万，这就是现代化吗？”“但可惜的是，我们当前的医、教、研，都努力引进西医的东西以图说明中医之理论，或以西医的理论改造中医的精华，以为是在创新。这种错误的倾向，影响中医的发展已数十年了，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省。”
邓教授为我们“正确认识中医”，指出了一个正确的立场，就是应当站在全世界科技发展的立场上看问题，而不是用王清任解剖实证的观点为中医改错。（比如，西医切去了脾脏，中医辨证的时候也不能认为无脾。因为在中医的理论体系里，“人绝胃气则亡”，岂能没有“后天之本”？）凡是现代医学所不能认识，而中医确有实效的东西都是精华。比如中医药运用独特的思维方法，驾轻就熟地依靠四诊就能认识病人的状态（证候），深刻地阐明西医看不见、还没有形成病灶的疾病（如占人群70%的亚健康），并出神入化地运用含有复杂化学成分的中药（中药在吸收的时候已经属于分子水平，而不再是粗糙的草根树皮），安全有效地治愈了很多常见病与疑难病。尽管医疗市场排斥中医特色，简便廉验的中医药的确优秀。
邓教授说：“中医药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但真正认识中医药学的真正价值，对于世人来说，对于医学界，甚至对一些中医来说，却不容易！20多年前，在一次中医学术会议上，有位西学中专家说：‘抗生素发明之后，中医治疗肺炎便落后了；速尿发明之后，中医治疗水肿便落后了。’前几年有青年中医写文章认为：‘中医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往哪变呢，朝西医方向变。去年又有资深的中医专家写调查文章，认为中医的临床优势病种越来越少了。如此之类的文章还不少，多立足于批判中医理论之错误或不足，或对某些理论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这都反映一部分学者对中医药学的信心不足，一种信任危机在滋长蔓延，这是一种危险的思潮。”
中西医的疾病观不同
邓铁涛教授说：“许多人看待中医，首先认定中医药学是古老的东西，古老的科学必然落后，认为中医虽能治好病，但没有实验做依据，与现代科学脱节，就不能算是科学。而西医的发展与其他科学同步，因而是先进的。难怪有资深的中医学者说‘如今西医已能洞察细微，无所不至；在治疗上则可换心换肝，无所不能’。在中西医比较中就把中医药学放在‘三等公民’的地位上了”。
现代医学不仅不信任病人的症状，认为疾病的本质在症状后边藏着；病理解剖之后虽然部分病人找到了病灶，然而找不到理想病灶的患者更多；除了认为症状什么也说明不了之外，进而不信任病人的器官组织、细胞，因此主张阻断、颉抗、移植；更进一步，甚至连病人的基因也要进行改造，“转基因人”或许不久将出现在世界上。因此，西医在“微创”的掩护下，将全身的组织器官能切除的切除，能改造的改造，能置换的置换，病人身体之内“人造”的血管、骨骼、关节、肌腱、瓣膜等“无生命的器件”越来越多，移植来的器官也越来越常见。不可“改造”的组织器官，越来越少。“人是机器”的观念，深入到各个科室，“生物、社会、心理”的医学模式，只是某些少数人的言论，真正支配现代医学的思想仍然是“人是机器”的观念。
西医与“以人为本”的中医学不同，即使是重视“社会、心理”因素，也不过是为即将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请一个心理医生，做做思想工作，以便手术顺利开展。好象美国的政治家在谈伊拉克的问题，不是谈伊拉克人要不要战争的问题，而是作为“被拯救者”的伊拉克，只能是在精确制导炸弹、外科手术式的战争之后，再去讨论如何重建国家、如何适应新的政治经济形势，以便重回国际社会。他们不相信伊拉克人民能够发展自己的国家，不尊重他们自己选择的道路。
“以人为本”的中医学认为，病人为本，医生为标，“标本相得，其气乃服”。认为人的气血津液、饮食水液，一有停滞就成为病气或者是致病的邪气。中医学既有破气解郁的方法，也有理气行气的治疗方法；虽有破瘀逐瘀的方法，应用更多的却是活血化瘀； 逐饮、祛痰、攻积的“霸道”方法虽可一用，但最常用的是化气行水、温阳化饮、淡渗利水、化痰解瘀、消食导滞的“王道”教化的方法。
中医治病，追求的不是介入、对抗、切除、移植，而是通过治疗进行转化，化害为利，变废为宝 。使停滞的水饮、痰浊、瘀血、食积流动起来，参加到生命的物质代谢之中，就完成了这种“质的转化”过程，达到“质变”的良好后果。
中医的治疗大多是“环保”型的，无论对于环境还是人体，都不够成污染和危害。所以说，中医学是最善于改变微观的医学。
应当体系完整地发展中医
中医是“理法方药”体系完整的医学，走了与现代医学“用解剖结构推测功能”不同的另外一条道路。清朝末年，王清任曾经忧虑“本源一错，万虑皆失”，他用观察尸体的解剖方法试图为中医改错，不仅方法不当，而且限于当时的条件只能是越改越错。假如《医林改错》没有倡导活血化瘀、没有几个卓有成效的“逐瘀汤”，王清任带给中医学的将是什么？他的贡献应当如何评说？或许是一个负值。
当中医遇上西医的初期，关于解剖知识的精粗对比，曾经动摇过许多中医学人的信念，解放初期在“中医科学化”的思潮影响下，某著名中医专家曾经说过：“五脏六腑之分，全无意义，予以废除，亦无碍于中医之发展”。他对中医的呼吸理论、脉搏机制也完全按西医的解剖生理为是非标准进行批判1。
阴阳五行学说曾经被当作封建迷信批判，不少人主张将其从中医学之中清除出去，至今仍有人认为中医的理论“玄之又玄”，“客观化”的呼声一直未绝于耳。主张用“脑主神明”代替“心主神明”者，未曾想到因此将会瓦解中医完整的理论体系。
曾经有人把铁路上的螺帽拆下来去卖废铁，也有人偷偷地把进口的成套机器的铜把手、零件拆下来换钱，而他们破坏的却是整个系统的运转。退一万步说，中医学即使是暂时掌握着运用中药的初步规律的理论体系，我们也应当尊重它的独立与完整，而不是时时刻刻总想着给它换零件，用科学的符号替代它原有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使它陷于支离破碎。
分析的方法不是不可以借用，多元的发展道路也值得尊重，但是中医学自身理论体系如何发展，却不能不顾其完整的体系。用化学分析的方法了解苹果、梨、桃、枣所含三大营养成分的多少、优劣，固然是不错的方法，但是取代不了依靠形象判断的方法；老鼠对于自然界的适应能力远比人类强，但是我们总不能把老鼠的基因插入到人的基因上，用老鼠的基因改造人。盗墓者只关心攫取文物，而不关心历史文化是否因此而被破坏；材料专家只关心古钱币的金属性质，而不了解其中的文化价值。应当给中医学以尊重，如果中医学没有优秀的特质，它怎么能够创造出令现代科学无法解释却能指导中医临床实践的理论呢！